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 | 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导读

本栏目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CSMR）独家推出，国内外核心期刊、学术网站，社媒领域重磅研究学术观点为你一键呈现。每月更新，干货精选，和你一起，关注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2018年8月——

国 内

• 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

• 道德心理的舆论张力：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共同体与“内卷化”悖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体赋权

• 微信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 网红微博营销对受众消费态度的影响路径及应对策略

• 网络智能推荐算法的“伪中立性”解析
  

国  外

• 在当社交媒体逻辑遇见专业准则：记者和政治家对Twitter话题标签的使用 ( ‘Social media logic’ meets professional norms: Twitter hashtags usage by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

• 青少年在评估线上陌生网友时使用的策略和线索 ( Strategies and cues adolescents use to assess the age of an online stranger )

• 社交媒体非计划行为解读：社交网站上的冲动使用和辱骂行为的双系统理论模型 ( Explaining unplanned online media behaviors: Dual system theory models of impulsive use and swear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

• “告诉我资金和党派”——政治家对Facebook和Twitter的差别化采纳 ( ‘Show me the money and the party!’ – variation in Facebook and Twitter adoption by politicians )

整理 | 陈想非

编辑 | 珲哥

国内

一、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

后真相作为一个颇热的话题，在近些时候已经不止一次地占据了各种重要期刊的专栏。其中，“后真相”为什么会被当下公众所“看到”——对于这一问题，传统的解读路径有两条。一是从“空间”角度切入，认为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的可视化技术和开放的信息空间呈现出了海量和快速变动的相关信息，让公众同时“看”到了不同的信息线索和观点；另一个从“能力”或者说技术赋权的角度切入，认为社交媒体更为直接地呈现出多元社会主体的复杂权力关系，从而破坏了公众对以往由精英操控的单一信息线索的简单认同。但这两种路径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后真相”的舆论环境中曾经影响力巨大的大众传媒为什么不再扮演某些突发性新闻事件的权威阐释者？为什么社交媒体无法成为事实或真相的代言人？……依然悬而未决。

该研究在“空间”和“能力”之外，从技术哲学的“时间-速度”维度讨论“后真相”为什么会被当下公众所“看到”。

研究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众传媒因采纳模拟和数字技术，以近乎同步的新闻叙事代替了历史叙事而成为事实和真相的代言人。大众传媒时代公众之所以并没有意识到“后真相”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大众传媒提供了足够的事实和真相，而仅仅是因为公众“共同觉得”只有大众传媒有资格和能力提供事实和真相。作为一种时间工业，传媒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几乎同时在成千上万的“个体”那里打开，让这些个体在自己的生命时间中重行那段被传媒加工的“他者”的时间。通过对个体时间的程序控制，从而形成一种现代性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新形式。“我”的时间与传媒制造出来的时间客体完全重合，“我”的时间便与所有观看传媒的个体的时间完全重合。公众会普遍将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事实的传播者和权威阐释者。

但大众传媒再怎么快，只要它是在采集和组织文本，其叙事过程就需要延迟性，或者说它文本制作的速度与其传播技术可能达到的技术之间，仍然有着不可弥合的时距。即便电视的现场直播，大多也是一种典型的假直播，因为直播的对象一定是预定的而不是突发的。这导致大众传媒与后起的社交媒体相比，面临巨大的时间劣势。因为社交媒体传播社会信息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空间换时间——社交媒体海量的用户量理论上让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完全是同步）发现、发掘所有能够成为新闻的事实，将空间上的巨大优势转化成时间和速度上的优势；其二是以新闻线索的呈现代替新闻报道——公民发布新闻时不需要像专业新闻工作者那样严格。这种劣势导致新闻生产在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被动。由于公民新闻先入为主的报道以及不断翻转的新闻线索，会给受众两种印象：其一是大众传媒无能，无法快速确定和提供事实与真相，甚至连插嘴的能力都没有；其二是以往新闻报道原来是一种有组织和有谋划的真相制造活动，大众传媒的客观立场不过是一个神话。这样一来，对大众传媒是提供真相和共识的唯一社会信息机构的集体无意识也因此被彻底摧毁。

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宣告大众传媒无法代言真相，但自己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真相提供的可替代性方案。社交媒体消灭时距的传播同时也消灭了完整和确定的传播文本，于是新闻报道成为不完整和不确定的新闻线索，而社交媒体就以这样的方式将后真相呈现在公众面前。它摧毁了大众传媒通过报道叙事整理出来的逻辑清晰的所谓真相，但又无法让人接受社会的本质是一种瓦釜雷鸣的无序状态。也就是说，在社交媒体和公民新闻面前，受众看穿了大众媒体的真相，与此同时又丝毫没有认同社交媒体和公民新闻扮演的角色。后真相的症候说到底源于对以往社会信息机构功能和意义的彻底解构。这启示我们，公众的速度感决定了他们的“观念”和“视力”。

由于中国媒体环境的特殊性，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导致受众必须以自己的各种方式去适应这种不确定的媒介环境。但不管怎样,受众与信息载体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事实的代理人与事实的接受者这样简单的二元关系了，而这种复杂的关系又恰恰加剧和维护着后真相时代的众声喧哗、瓦釜雷鸣。

※ 胡翼青. (2018). 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 新闻记者, (08), 23–29

二、道德心理的舆论张力： 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作为网络恶性行为的典型代表，恶化了网络生态，扰乱了网络秩序，甚至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和桎梏，阻碍干扰着网络空间的观点交流和意见表达。大量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活动显示，随着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的“生长”，这两类消极信息活动之间频频出现“嫁接”。

针对当下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之间频繁融合演化，加剧破坏舆论生态的现实，该研究采取传播效果研究的视角，从个体层面上，探索了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演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定量的作用关系。

通过对821位网民心理和行为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契合网民道德焦虑，并能激发网民多元、复合道德情绪的网络谣言，能够使网民形成对相关主体的消极道德判断，进而使网民实施网络暴力行为。其中，对网络谣言相关主体的消极道德判断是演化过程的关键中介。谣言中包含的四类道德情绪线索（包括谴责型情绪线索，如对不公平的愤怒；他人受苦型情绪线索，如对他人受到伤害的怜悯；赞赏型情绪，如对他人德行的崇敬；自我意识型情绪线索，如对自己侵犯他人后的内疚）和三类道德推理依据（包括反/道德行为主体的心理状态、反/道德行为的后果、反/道德事件的英国关系）是促使演化的信息因素。在两个递进的演化阶段里，道德标准、道德情绪、道德推理低理性和道德推脱等网民的道德心理因素也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和协同影响。

图：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演化过程结构方程模型

具体而言，该研究的主要发现体现在以下方面：

1、网络谣言包含的刺激性信息要素水平主要体现为其具有的道德情绪线索水平。由情绪线索引发的道德情绪还能通过降低道德推理理性，间接“借道”认知加工路径促成消极道德判断，进而促成网络暴力行为。这说明包含越多的道德情绪线索，越能激发网民道德情绪的网络谣言，越容易演化为网络暴力。

2、网民在依据网络谣言进行道德判断时，调用的道德标准水平越高，判断结果越消极，越可能实施网络暴力。说明越契合网民道德焦虑和道德期望的网络谣言越容易演化为网络暴力。

3、契合网民的道德焦虑和激发网民的道德情绪，是网络谣言在其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具备的“原生”属性，同时它们也是使网络谣言发生演化的“演化”属性。这就提示了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不是偶然，而是自然而且必然的过程。

4、不仅是愤怒、厌恶等消极道德情绪会促进网络谣言演化为网络暴力，对于相关当事人的同情、惋惜，甚至钦佩等积极道德情绪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这就启示不应惯性地将网络暴力视为愤怒的载体，应关注并挖掘演化活动背后复合多元的情绪驱动。

5、网民在消极舆论活动中具有道德审判和道德伪善的倾向。整合了多种社会焦虑的道德焦虑，以及表现为道德推脱的自我道德优越感，是演化活动的心理根源。此结果揭示了自我道德优越感作为典型的社会心态，不但未因网络环境中的多边交流、全景呈现而缓和，而且愈加冲击着健康的网络伦理秩序。这也提示了有必要通过对演化活动的示范性治理，增加网民的法制观念和道德自觉。

※ 柯惠新, 刘绩宏. (2018). 道德心理的舆论张力： 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国际新闻界, 40(7), 37–61.

三、共同体与“内卷化”悖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体赋权

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是近年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所谓融入，其本质特征是主体间的交互性，是信息、知识和情感在交往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因此，交互性就成了分析主体能否融入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关注社会融入问题的源头。而社交媒体正以其交互性见长，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赋权潜能亟待挖掘和呈现。

该文以东莞某机构微信群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践为个案,考察嵌入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社交媒体,能否以及如何为案主赋权。

近两年的历时考察表明, 社交媒体赋权存在既增权又减权的共同体与"内卷化"悖论。一方面，微信群凝聚起工友的共同体意识，密切了群体内部的人际交往，促进了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外来工个体在当地的生活适应能力。但与此同时，作为外部扩展条件受限的共同体，微信群信息交互便捷的社交媒体固有属性，与群内家庭般的情感氛围和建立其上的信任感相互促进，进一步固化及深化了外来工群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内卷化趋势，使工人在职业选择、居住空间等个体发展层面上，长期处于既无渐进式积累，也无渐进式增长的低水平重复状态。并且，在当下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微信群线上线下活动，都难以逾越外来工城市融入的阶层断裂鸿沟。

而要破解这种局面,关键是进行消除共同体向外扩展限制条件的制度变革，包括调整城乡利益关系， 改革户籍制度 教育制度 歧视性劳资关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废除潜在的隐形身份壁垒以及错综复杂的制度性利益分配格局。

※ 高传智. (2018). 共同体与“内卷化”悖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体赋权.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40(08), 141–148.

四、微信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该文通过对454位大学生微信使用者的问卷调查来探讨微信使用和微信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就实践层面而言，没有发现大学生的微信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产生正向作用的依据——没有发现其紧密型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任一维度正相关，也没有发现其桥接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和正向情感正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发现，微信使用或许并不能带来他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也不能带来他们正向情感体验的增加，但微信桥接型社会资本增多却可以带来他们负向情感体验的增加。该文提供了两种解释。1. 社会资本强调投入回报比，微信桥接资本的建立以及维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更高的卷入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的回报却往往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失望2. 微信朋友圈炫秀晒文化盛行，各种各样的拜金主义生活方式在微信上时有传播，微信上桥接型社会资本越多，越可能接触到这些自己尚不能达到的物质标准人们越拜金，越得不到满足，就越不幸福。

总体而言，在当今社交媒体的背景下，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起决定作用的预测变量仍然是人格特质这一变量，这进一步证实了以往研究所得出的“外在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有限”的结论，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减少和控制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提供了理论根据。

※刘毅. (2018). 微信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40(08), 154–159

五、网红微博营销对受众消费态度的影响路径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线上经济发展迅速，网络消费态度成为学界的热门研究主题。而作为新媒体世界的全新竞技角色，网红经济展现了互联网在供需两端形成的裂变效应。通过网络平台走红的草根偶像们，特别是在淘宝网开设了个人店铺的微博红人们，在流量变现经济模式中表现不凡。

该研究以淘宝网红店主为研究对象，以网络消费者行为分析模型“AISAS模型”以及ABC消费态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为中间变量，以购买意愿为结果变量，在对微博用户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微博营销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内容相关性、网红个人魅力、品牌影响力、互动和评论因子能够对消费者认知和情感态度产生正向影响，并对购买意愿产生间接影响，符合预期。而与预期不同，有奖促销和互动性因子对消费者认知和情感态度均无正向影响；剔除有奖促销和互动性因子的修正模型具有更优的理论解释度。综合研究结果并针对网红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提出红人品牌化、运营专业化、顾客情感化、平台中心化四大方向的应对策略。

※王淼,燕道成,刘振. (2018). 网红微博营销对受众消费态度的影响路径及应对策略. 国际新闻界, 40(7), 62–78.

六、网络智能推荐算法的“伪中立性”解析

随着网站算法不断升级，智能算法接管了人类信息分发的权力，成为大众传播的新 守门人 ， 演变成了一个具有复杂社会功能的机器， 驱动着媒介生态环境的重构。

该文认为，算法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播技术是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中立性与客观性的。然而， 算法在大众传播系统中的绝对中立性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算法的信息源本身并不是所存在的全部信息，而是有选择的信息系统。从信息来源占比来看， 头条号的内容占今日头条整个信息系统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作为今日头条自身搭建的内容平台，头条号平台的独立性有待商榷。

在此基础上，该文详细解析了网络智能推荐算法“伪中立性”产生的根源、具体表现形式、产生的危害及其相关对策。其中，伪中立性具体表现为三点：

1.高度仿真的拟态环境。算法通过个性化推荐议程设置所搭建的信息环境更为真实与自然 由于媒介信息选择 加工与结构化的过程通常发生在媒介内部，人们无法看见，所以人们会无意识的将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连接 在这种情况下， 拟态环境极易刺激信息接收者的现实行为， 这也是利用算法推荐新闻的客户端虚假新闻、广告等极易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与社会危害的原因。

2.“圈群文化”的规训。在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塑造的同时，算法科技的迭代也左右了当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 内容社交平台， 算法打造社区， 形成了新的人际交往形式 圈群文化。随着圈子的粘性增强， 圈子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排他性， 所以圈群文化的另一面是 排斥 因此， 社交媒体在运营的后期往往会出现 文化边界 。边界的产生使新用户难以进入，他们只有寻求新的圈子来满足自己网络社交的需求 这样，无数的替代小平台将会涌出。这似乎会带来网络生态的多样化与多元化 但是， 本质上来说， 这种多样化带来的是用户的 分散 与 管理 上的便利 人们在自己选择的圈子里活动， 画地为牢将自己封闭起来 而智能算法对每个圈子设置着精准的规范，一个个通过类似算法形成的圈子将逐渐压倒人的主体性，人在其中的秩序下生产着内容和人际关系，但这并不完全是人创造性行为的结果。

3.“隐秘的”网络等级制度千人千面的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表面上实现了网络公民的平权，但其实算法通过节点的设置建立了一个网络等级制度。社交网络形态类的平台搭建以节点为单位，节点与节点的连接就会构成网络 但是大部分平台为了在建立之初吸引更多用户，都会采用无标度网络，这种网络存在节点 当把头部用户和普通用户纳入到同一个整体中时，平台本身就成了一个等级空间这种等级划分是通过智能算法实现的，通常是以粉丝数量，内容点击量等数据作为标准。通过长期的， 缺乏明确意识的， 没有清晰目标的， 却又合乎目的的接收算法分发的头部用户生产的内容，人们将会自然把自己放入层级网络的下端,即接收端

因此，具有伪中立性的算法可能带来人的物化、人主体性的遏制、人的商品化。对算法背后平台权限的规范迫在眉睫，不能让平台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让用户成为企业商业博弈的武器。

※李林容. (2018). 网络智能推荐算法的“伪中立性”解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40(08), 82–86

国外

一、当社交媒体逻辑遇见专业准则：记者和政治家对Twitter话题标签的使用

‘Social media logic’ meets professional norms: Twitter hashtags usage by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作为Twitter 最具特色的属性之一，主题标签（Hashtag）是用户在更大的网络话语中连接和关联的最常见功能——Hashtag 可以让用户自行为某个信息创建一个主题标签，社交网站中使用同一标签的信息将会被归集起来。如有用户搜索该关键词，这些信息会以信息流的方式呈现，从而为庞大冗杂的信息进行聚合和归类。

该文通过分析社交媒体逻辑的一个关键原理，即“连通性”——一种将用户与内容、用户与其他社交媒体中的用户进行算法连接的高级策略，以探讨“社交媒体逻辑”如何影响新闻和政治这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职业。具体而言，该研究将连通性操作化为Twitter主题标签，即“井号(#)标签”，根据用户在Twitter上的活动水平，选取了10名挪威政治家和10名记者发布的推文，分析比较他们使用标签的频率和标签中设定的具体内容并。

研究有三个关键发现。首先，政治家和记者使用hashtag标签的方式，与其职业规范和传统角色相关。社会媒体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用户群体的职业规范和主流媒体的媒体逻辑的调节。这一点体现在记者们发表更多原创微博的同时，政客们更多从其他用户那里转载内容；记者们更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所在媒体制造的话题，而政客们更热衷于跟从“主流”流行。政客们对retweet即转发功能的大量使用，表明他们并不怎么主动创建标签来改变政治议程，而是积极参与已经存在的话题和讨论潮流。

其次，记者们似乎对政治家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记者更经常通过某些hashtag标签来充当议程设置者和看门人，他们发起的 hashtag标签数量上也超过政客。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当下的政治媒介化情形。政治家如果想在Twitter话语中占有显著地位，就必须跟随记者的脚步。

最后，挪威公共服务广播公司（NRK）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公共舞台的角色。甚至在社交媒体和Twitter领域，NRK也充当了辩论的常见舞台。通过流行的主题标签，使政治家、记者和普通公民参与到共同的话语中。Twitter在构成公共领域方面似乎严重依赖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支持。社交媒体上政治家和记者所参与的论辩，通常源于主流媒体。这项研究的主要规范含义是，公众辩论需要具有普遍吸引力的高质量的新闻媒体，以便促进公众参与。后续研究应当更多从媒体间议程设置的角度来研究社交媒体讨论和Twitter话题标签。

※ Enli, G., & Simonsen, C.-A. (2018). ‘Social media logic’ meets professional norms: Twitter hashtags usage by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8), 1081–1096.

二、青少年在评估线上陌生网友时使用的策略和线索

Strategies and cues adolescents use to assess the age of an online stranger

随着互联网成为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一系列网络风险也相伴而生。性引诱就是其中之一。性引诱对于青少年而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风险，通常体现为要求青少年提供性信息、进行性谈话或进行性活动。虽然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个人内部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语言使用和信息内容的因素。

在两项焦点小组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1）青春期女孩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评估一个网上陌生人是成年人还是同龄人（2）多大程度上能做出正确的评估（3）评估中采用的策略（4）重点关注和依赖的内容-语言线索。

研究结果表明（1）大多数青春期女孩对自己评估能力很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判断陌生人是同龄人还是有潜在性意图的成年人。（2）然而，研究发现，实际只有43%的人的做出了正确评估。（3）大多数青少年似乎采用了一些被动策略来减少不确定性，如浏览陌生人的个人资料页，检查其联系信息和个人资料图片等。他们对于共同好友的存在格外关注，若存在，信任水平会显著提高。即便仍然不确定，他们也可以借助共同好友寻求更多信息。他们可以选择应用互动策略来寻找更多的在线陌生人。被动策略之外，他们还会采取互动策略，通过持续的交流来减少不确定性。（4）以下情形的出现，会对青春期女孩构成提醒：对方表现出忽略个人问题、表现出过度的兴趣、像朋友一样行动、以及以性为目的。语言方面的提示则涉及词的用法、缩略语、句子长度和声调等。青少年相信，他们能够根据对方的语言风格判断其年龄。礼貌的语气和措辞，会与成年人相关联。而年轻人则被认为会更多使用缩略语、长度较短的词语、省略不必要的字母。但关于某些词语，年轻人内部并未达成共识。这是因为少女们认为青年语言总是随着新词和缩写而发展。虽然有许多用法是既定的、共通的，但不同的个体在谈话中也会即兴发挥，创造独特的新的用法。

除了关注年龄验证之外，研究认为还应该注意在线陌生人的动机，因为不是每个陌生人都隐藏在虚假的个人资料背后，性骚扰可能同样容易来自同龄人。

※ Groenestein, E., Baas, N., Deursen, A. J. A. M. van, & Jong, M. D. T. de. (2018). Strategies and cues adolescents use to assess the age of an online strange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8), 1168–1185.

三、社交媒体非计划行为解读：社交网站上的冲动使用和辱骂行为的双系统理论模型

Explaining unplanned online media behaviors: Dual system theory models of impulsive use and swear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社交网站如脸谱网的使用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增加。鉴于SNS技术对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有潜在影响，SNS的使用引起了广泛的研究。许多研究指出使用SNS可能带来各种好处，但SNS也有“阴暗面”。非计划的在线行为——这些行为是在一时冲动下进行的，没有太多考虑它们的后果——可能对用户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如减少幸福感、增加暴力、提高负面情绪、降低学习成绩等。

在双系统理论（DST）的基础上，该文对这类非计划行为的原因进行了概念化和实证研究。双系统理论认为，大脑中存在两个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系统2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算。非计划行为可以看作是这两个独立认知系统之间斗争的结果。系统1产生一个自发的驱力来奖励某种目标行为（例如辱骂他人）。系统2则调动资源抑制并试图阻止或控制系统1的冲动——如果系统2认为系统1的奖励行为与更重要的人生目标和自我标准相冲突的话。该研究假定非计划性SNS使用行为是由系统1驱动，并被系统2抑制。其中，系统1所产生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对SNS使用的认知-情绪性沉迷（Cognitive-emotional preoccupation）上，包括情感（emotion）、认知沉迷（cognitive pre-occupation）、控制（govern）等维度。系统2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对SNS使用的认知-行为控制（cognitive-behavioral control），包括忧虑（concern）和限制（restrict）

研究表明，（a）对SNS的冲动使用和（b）在SNS上的辱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对SNS使用的认知-情绪专注所驱动。而对SNS使用的认知-行为控制，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a）对SNS的冲动使用和（b）在SNS上的辱骂行为。对SNS使用的认知行为控制，会抑制认知情绪专注与（a）对SNS的冲动使用和（b）在SNS上的辱骂行为的正向关联。此外，DST模型对冲动使用的解释力要强于辱骂行为。这或许是因为，与冲动使用相比，辱骂行为可能更加缺乏计划性。又或者，是因为冲动使用的范畴更为广泛，导致激发冲动使用的因素比激发辱骂行为的更多。

该研究的发现，可为减少用户的非计划性行为提供有益参考。例如，管理方可以通过登陆提示、不文明用语检测提示等手段，更多地激活用户的系统2，从而对系统1驱动的冲动行为和辱骂行为形成抑制。又或者为用户提供一些功能选项，比如开车时可以选择屏蔽刺激性信息，从而减少其冲动。

※ Turel, O., & Qahri-Saremi, H. (2018). Explaining unplanned online media behaviors: Dual system theory models of impulsive use and swear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New Media & Society, 20(8), 3050–3067.

四、“告诉我资金和党派”——政治家对Facebook和Twitter的差别化采纳

‘Show me the money and the party!’ – variation in Facebook and Twitter adoption by politicians

当前，随着社交媒体日益深入公众日常生活，政治家们也纷纷踏足其中，将其作为一种竞选工具。由于政治宣传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对参选人社交媒体采纳情况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

研究利用来自德国纵向选举研究候选人调查的数据，结合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收集的候选人使用数据，探索了在2013次德国联邦选举中候选人对脸谱网和Twitter的采纳使用情况。

首先，研究清楚地表明，政治家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媒介采纳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虽然资金，个性，和党派都在媒介采纳中发挥作用，但平台不同，影响的方式不同。在财力方面，虽然对于两个网站，财力越雄厚的竞选人媒介采纳的可能性都越大。但该效应在Facebook上更为强烈。在党派方面，由于用户量更为巨大，更多的竞选人会主动利用Facebook，尤其是大的党派，因为在他们看来，Facebook的用户是其目标受众。相反，Twitter则更为小型或边缘政党所青睐，因为其用户群更为年轻、有大量中产阶级——而他们正是此类政党想要重点争取的对象。此外，个性因素只与对Twitter的采纳有关，且只有很小的影响。因此，应该重新检视将不同的社交媒体等而视之的观点。未来的研究需要认识到Facebook和Twitter的异质性。

其次，研究还为政治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均衡-常态之争提供了一种视角。所谓的均衡化假设假定，实力较弱的边缘竞选者更倾向于利用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提供了博取关注的捷径。所谓的常态化假设则认为，主流政党会利用社交媒体以维护其领先地位。研究指出，上述争论忽略了目标受众。采纳何种媒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受众主要在哪个媒介。此外，由于财力越强的党派候选人，越主动使用社交媒体，因此，社交媒体本身并不会给缺乏资源的党派某种万灵药或捷径，使其能够在网络中立足。

※ Quinlan, S., Gummer, T., Roßmann, J., & Wolf, C. (2018). ‘Show me the money and the party!’ – variation in Facebook and Twitter adoption by politicia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8), 1031–1049.

△封图来源：yunt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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